一国两制
兩岸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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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並繼續統治臺灣、澎湖群島、部分福建省離島(金門和馬祖)、東沙群島和太平島等地區,而毛泽东及中國共產黨在初期谋划「武力解放台灣」[8]。
1949年後,中國未很快實現統一[9]:3。
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西藏簽署《十七條協議》,承諾保留西藏制度;Now新聞認爲是爲一国兩制之概念在西藏實行,最終只實施了8年[10]。
1961年6月,毛澤東在與印尼總統蘇卡諾會談時首次談及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社會制度,並且提到
「如果臺灣歸還祖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臺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祖國,那麼臺灣的社會制度也可以留待以後談。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11]
之後在196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將其對臺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其內容已經隱含後來一國兩制的概念。
對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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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和台灣特別行政區構想
厦门面向金门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标语
1978年10月8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文學評論家江藤淳時提到:
「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臺灣的政策將根據臺灣的現實來處理」[12]。
1978年11月14日,鄧小平在與緬甸總統吳奈溫會談中表示:
「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比如,臺灣的某些制度跟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统一。」
1981年9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記者發表談話:
「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即葉九條。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說:
「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製度,我們也不破壞他那個制度。不只是台灣問題,還有香港問題,大體上也是這幾條」[13]。
1982年10月,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受訪提到「一國兩制」制度,表示
「中共不守信用;任何期望中共允許臺灣與大陸統一後,還能保留獨自社會經濟制度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14]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政治學教授楊力宇時提出[15]:
「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16]:30
此次会谈要点归纳为邓六条,虽然邓小平为了统一,可以更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论点未再宣扬。2012年,国台办在回答更改国号的问题时,仍持“只要坚持一个中国,两岸之间什么都可以谈”的论调[17]。
1987年,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則以一國良制回應鄧小平[18][12]。
2014年,受到大陸委員會委託的民意調查指出,只有10%和1.1%的臺灣民眾選擇「維持現狀後統一」和「儘速統一」,而17.6%以及4.7%選擇支持「維持現狀後獨立」和「儘速獨立」,而廣義上選擇維持現狀的人數比率則佔88.6%[19]。
2014年9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及新同盟會長許歷農時表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不是主權與領土的再造」,並且表示會充分考慮現實情況後,具體實現之。
對此,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重申拒絕一國兩制的立場[20],朝野政黨也表示無法接受[21]。2019年,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召開記者會回應,台灣絕不接受一國兩制,絕大多數台灣民意也堅決反對[22]。
以下歸納歷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對台政策的論述:
1992年10月12日、1997年9月12日、200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分別於中共十四大、中共十五大、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提及「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总结为三个可以谈。
200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於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及「台灣任何政黨,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23]
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於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及「對台灣任何政黨,只要不主張台獨、認同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往、對話、合作。」[24]
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及“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
2018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談話中將一國兩制推到核心。他提到,台灣若接受一國兩制,可以在經濟上繼續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台灣民眾的財產以及宗教等自由會受到保障,並能在世界上獲得尊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新聞台訪問時則表示,武統最大阻礙是美国,但是和平統一最大阻力,是現在中華民國很難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管理制度」和「價值觀」[25]。習近平談話提到台灣民生經濟出路是依恃中國經濟發展,也提醒自蔡英文上任中華民國總統以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所面臨的難題[25]。近年來北京方面,習近平至香港中聯辦,都一再重申「一國兩制」承諾以後也都不會變[26]。
2019年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中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并表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27]
金門大膽島上面向廈門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心戰牆,1986年8月金防部司令趙萬富上將令烈嶼師長龔力少將興建,翌年同因三七事件去職。
福州市馬尾海岸針對中華民國所實際統治之馬祖列島設置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標語
重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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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主張透過一國兩制政策來解決制度上的差異。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尔夫人訪問北京,提出香港前途問題,中英雙方同意就此問題展開外交談判[28]:5。9月24日,鄧小平會見撒切尔夫人時稱:
「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16]:12
談判於1982年10月開始,在談判期間,英方曾一度堅持「條約有效論」或主張「主權治權分開論」,但為中方堅決拒絕,最後英方終於接受「一國兩制」方案,於是雙方達成協議,就是兩國代表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之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該《聯合聲明》於同年12月19日在北京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簽署[28]:5。
1982年12月19日,鄧小平會見撒切尔夫人時談到:
“我還對日本朋友說,如果開放政策在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不變,那末到了後五十年,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我還想請首相告訴國際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台灣是近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有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係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16]:102
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稱:
「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着,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16]:49
1984年6月22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時發表談話稱: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1997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济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16]:58-61
《中英聯合聲明》提供一個大綱,使香港在1997年7月1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後,能夠保存香港獨特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協議保存香港人熟悉之法律制度和香港沿用、包括普通法之一套法律;此外,更使香港可以繼續自行決定本身之經濟、財政和貿易政策,和繼續參加國際組織和貿易協定,例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當時英國政府有信心,認為協議提供關於香港前途所需之保證,使香港能夠繼續繁榮和維持在世界上作為主要之貿易和金融中心之獨特角色[29]:7。
同時英國政府還極力避免為香港現行政治體系和經濟結构,隨著與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使得過去許多建設和系統都因而遭到同化或者瓦解[30][31]。
港澳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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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英聯合聲明、中葡聯合聲明、香港歷史和澳門歷史
「一國兩制」具體到香港,是指主權移交後的制度安排与原則框架。鄧小平說“50年不變,50年後更不需要變”,即在此期間香港完整擁有和保留原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金融體系、法律體系和對外關係。
作為「特別行政區」,香港有自己的「微型憲法」或稱「小憲法」《基本法》[32]。
1984年6月,鄧小平稱[16]:58-60:
「……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近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來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經過五年半,現在已經見效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通過了這個政策。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進一步說,中國現在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有誰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們就會喪失人心。我們的路走對了,人民贊成,就變不了。我們對香港的政策長期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外資到上海去,當然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圳也不是,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從世界歷史來看,有哪個政府制定過我們這麼開明的政策?從資本主義歷史看,從西方國家看,有哪一個國家這麼做過?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
「一國兩制」之方針政策及中國政府就1997年後之香港特區作出之承諾將會寫進一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作為香港之憲制性文件;經過近兩年艱辛之談判,英國政府別無選擇,只有接受中方之建議;在1984年,雙方終於簽訂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28]:137。在有關香港未來制度議題上《中英聯合聲明》重申將會實施一國兩制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會確保其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並且保留後者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33][34]。《聯合聲明》規定,中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之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28]:5。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其政府由當地人組成;香港現行法律基本不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各種人權和自由將獲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中央不向香港徵稅;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之名義與外國和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及簽訂協定[28]:5-6。
1985年4月10日,中國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批准《中英聯合聲明》,並通過《關於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決定》[28]:6。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英國政府在1985年5月27日互相交換批准書,並且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而使聲明正式生效,並且取代過往簽訂的《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效力。6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名單,共有委員59人,其中內地委員36人,香港委員23人;委員會開始工作後,成立5個專題小組;同時在香港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由180名來自香港各界之人士組成,負責香港居民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之間溝通和聯繫,並收集港人對《基本法》之意見[28]:7。
1979年中葡兩國建交時,雙方曾就澳門問題達成諒解,葡方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雙方在適當時候將通過談判解決澳門前途問題[35]:34。1985年5月,葡國總統訪華,雙方同意在1986年展開關於澳門前途之談判[28]:6。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談判,1987年4月13日雙方在北京簽署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中國政府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28]:6。《中葡聯合聲明》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市簽署,雙方在1988年1月15日互相交換批准書後《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中葡聯合聲明》之結構和內容與《中英聯合聲明》十分相似,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和澳門之回歸基本方針政策一致,就是成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由「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香港和澳門之原有法律基本不變,原有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28]:6。兩個《聯合聲明》都提到,全國人大將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就《聯合聲明》所載之方針政策作出規定,並在五十年內不變[28]:6。
香港《基本法》之起草工作歷時4年零8個月;1988年4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公佈,諮詢期5個月;《徵求意見稿》就具爭議之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列出5個不同方案,就立法會之產生辦法也列出4個方案;此外,《徵求意見稿》又列出部分委員對草案中其他具爭議之條文之不同意見和建議;1989年2月,《基本法(草案)》公佈,諮詢期8個月;1990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終於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28]:7。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香港《基本法》正式實施[28]:7。香港正式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一國兩制(英語: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36]。雖然《基本法》不是一個主權國家憲法,但它的確是「憲法性文件」,並具有憲法性文件之一些典型特徵:規劃香港特別行政區內部之政治體制,包括其立法、司法和行政架構之產生、權力和相互關係,又規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央政府之關係,包括兩者之間權力分配之原則;此外,它設定人權保障之制度,在《基本法》生效實施後不久,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便迅速確立以《基本法》為基礎之「違憲審查」之權力(即香港法院審查和推翻違反《基本法》之香港法律之權力);《基本法》所處理之自治權範圍問題、憲法性文件之解釋和糾紛爭議之解決之問題,以至對賦予自治權之憲法性文件之修改之限制問題等,和聯邦國家憲法所處理之問題是類似,但所提供之解決問題之方案卻有不同[28]:11-12。
1988年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成立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起草委員會名單,委員共48人,其中內地委員26人,澳門委員22人;委員會成立5個專題小組,並在澳門成立90人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歷時4年零4個月,1991年7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公佈,諮詢期4個月;1992年3月,《基本法(草案)》公佈,諮詢期4個月;1993年3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終於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葡萄牙語: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成立,澳門《基本法》付諸實施[28]:7。
2012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以後,「一國兩制」之表述都講兩句話,比如:「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中共十八大);「依法行使中央權力,依法保障高度自治」(中共十八大四中全會);「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中共十九大)[37]。香港特區二十五年之際,習近平正式提出「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的未來方針[38],並於中共二十大中增寫了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的章程[39]。